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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学术祛魅》
【导读】社会科学肩负着研究社会、回应现实挑战的责任。学者不是事不关己的看官，也不是隔岸观火的过客，而应该是研究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的先锋。而现如今，社会科学研究似乎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学术刊物上充斥着大量规范性强、方法漂亮却没有任何意义的文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马亮教授在本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的诸多问题，深剖问题背后的细节，提出深刻的警醒：与其进行无病呻吟地重复，不如敢为人先地向前一跃。
本文摘编自马亮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学术祛魅：实证研究十讲》一书，有删减。这本书是马亮老师在多年的教学和写作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心得，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从如何选一个好的主题，到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再到写出一篇有意义的文章。由于写得平实、接地气，对青年学子和学者非常实用，该书一上市就异常火爆，上市一周就连续加印三次。
有灵性的真研究与低价值的伪研究
01
谈到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往往会感到高深莫测，会选择敬而远之。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有有趣和美妙的一面。应该让更多人走进、欣赏和享受社会科学研究。就像曾经让我受益良多的学术公众号“政见”坚持的愿景一样——“我们想拆掉知识的高墙，让普通人读懂社科学术研究，接触靠谱思想资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学科的学者开展学术研究，都必然涉及方法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以及由人组织而成的社会；而社会的高度情境性、复杂性与微妙性，会显著影响乃至制约学者可以使用的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一直学习、领悟和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样一种全身心投入和躬身其中的研究经历，使我不断体悟与思考，日益加深了我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而这本题为《学术祛魅：实证研究十讲》的书基于我多年讲授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总结和思考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到逐渐驾轻就熟，再到批判性反思，我在与自我对话中完成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祛魅，在“较劲”中实现了救赎。我比较幸运的是，在二十年前就接触了实证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可以从一开始就运用如今早已被奉为圭臬的工具和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我没有因此而迷信实证研究方法，而是在不断反思这些工具和技术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与陷阱。希望通过本书与读者共同学习、应用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反思，回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社会的理解、解释与预测。
02
二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还相去甚远，存在诸多不规范、不科学的方面。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问题、科学性问题早已不是问题，而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与操作准则。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同时，大量研究却丢失了意义与价值。
如今学术会议和期刊收到的投稿论文呈井喷式增长，而千篇一律的标题、叠床架屋的概念和迷信“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堆砌，让人难以苟同和不堪卒读。这样一种日益规范和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我们十多年前所孜孜以求的吗？为什么方法应用越来越广泛、密集和高深，但是研究的趣味、意义与创新却并未增强？
过去的研究是有问题、有想法和有灵性的真研究，虽然缺乏规范，但总能令人眼前一亮。而现在的研究有了规范，却无研究可言，甚至可以说是低价值的“伪研究”。
从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与挑战。比如，政治学面临中国实践与西方概念（理论）的龃龉，需要建构新概念、发展新理论并创新学科话语体系。在管理学领域，学者们高度重视严谨性与相关性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商学院的教授无法为MBA上课的问题，以及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不能为MPA上课的问题。经济学学科对数学模型与因果推断的极致追求，带来了理论的苍白无力，似隔靴搔痒。与此同时，对统计（经济）显著性的追求，让学者们“眼冒金星”，沉迷于“数星星”。经济学学者刘元春在《经济学研究要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文中就指出：“实际上，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走入了逻辑之美的陷阱，却忽视了解释力和建设力。”
毫无意义的学术研究就相当于“学术狗”放“学术狗屁”，就像人类学者大卫·格雷伯所批判的“狗屁工作”或“毫无意义的工作”一样。2023年在《循环经济与可持续性》发表的一篇富有挑衅意味的论文就探讨了“学术狗屁”的问题。该文指出，在可持续性和转型领域的学术期刊中，有高达50％的论文是“学术狗屁”。所谓“学术狗屁”，就是“那些连作者本人也难以为其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辩解，对科学知识进展做出贡献甚微的研究”，这些论文针对最新流行的热门话题进行研究，虽然可以获得大量文献引用，但是在真正的学术发展和创新方面的意义微乎其微。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性》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将“学术狗屁”分为五大典型类别，包括：乏味问题的研究，停留在对前人研究的简单复制和“炒冷饭”；文献综述的文献综述，简单重复众所周知的常识而毫无新意；回收性研究，为了迎合研究热点而“新瓶装旧酒”，这些研究“回收”问题的论文本身需要被回收；硕士学位论文的疯狂灌水，指知名学者与硕士生合作的研究粗制滥造；激进分子的咆哮，指个人激进观点的情绪宣泄，而没有基于实证证据。
在理论的对话与发展方面，不少研究对经典理论进行反复检验和一再重复，却并没有挑战、修正或颠覆这些基础理论。过去的研究可能没有理论基础，但研究人员天马行空，脑洞大开，脑力激荡。如今的研究则是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却束缚了研究人员的手脚，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与此同时，理论与实践“两张皮”问题较为突出。不少研究反复验证某些经典理论的伟大，却没有带来任何的知识增长。而照抄照搬地、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实践，也带来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与此同时，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分析方法的泛滥与误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意义与价值。单纯炫技和欺负不懂技术的读者的研究，看似是“降维打击”，实则是自信不足的体现。
学术研究作为科学、技艺与艺术的集合体，既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也要避免出现“规矩有了，寸步难行”的问题。当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在野之学”，全面拥抱学术规范，未来就要实现“游刃有余而不逾矩”。一定要跳出“规范的陷阱”，摆脱“精致的平庸”。
03
与其进行无病呻吟的重复，不如敢为人先地向前一跃。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气候、人口、科技、财政等领域的巨变，迫切需要学术研究回应现实挑战。正所谓多难兴邦，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服务难时国家。
学术研究人员不是事不关己的看官，也不是隔岸观火的过客，而是富有责任感与主人翁精神的公民。遥想一百年前战火纷飞的动荡时代，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是寻找一方书桌，可以安静地教书、读书和做学问。和当前不少研究相比，民国时期的学位论文与社会调查可能没有那么规范，但是其所涉猎的领域、关注的议题和获得的发现，直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收集和积累一手调查资料，为后世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数据，殊为不易，令人钦佩。
社会科学研究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同研究人员的动机、能力与耐心有关。此外，研究人员所处的学术界和社会环境又进一步加剧了问题。比如，研究人员对学术规范的理解存在局限、偏见，特别是一些理工科院校的研究人员盲目认为只有量化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再如，在规范化的过程中揠苗助长，导致一些学者有样学样、照猫画虎。又如，“发表是王道”带来的发表压力与生存游戏导致玩弄规范、投机取巧的现象。当学术规范成为负担与枷锁时，学术研究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还承担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使命。在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的规范之间，孰先孰后？是发展普适理论，还是建构本土概念？我们不能本末倒置，要追求理论的意义与经验的雕琢，坚持破立并举，在解构的同时重构知识体系。
要想改变社会科学的现状，使之健康发展，就需要持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采取更高的规范。要树立好的榜样，批判坏的示范；要认识到社会科学不是遵循单一规范，而是承认多元规范。在认识论传统与方法论流派方面拥抱多元主义，尊重不同的流派、标准与规范。当然，在批评他人的同时，每个人也要自我批评。学术研究就是欣赏与批判并举，既要欣赏他人研究的精彩之处，也要关注自身的研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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